课程：经济学说史

[*]此书读书笔记可能存在三种形式：其一是从专业的角度以经济学家的具体思想为切入点，予以深度上的推进；其二是从整体的角度，运用自己的逻辑“重新讲述”全书。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法恐力有不逮，此篇幅下也难以谈清问题，第二种方法具刀劈斧凿之气魄，却恐遗珠漏玉。因此，我的笔记将采用折衷的办法，以互相之间独立的小标题的形式展示读书时的感触和联想。

作为一个长期受到国内教材熏陶的学生来说，将此书作为经济学说史课程的辅助阅读材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作者文笔流畅，语言诙谐，干货和“水货”[1]分布参差有度，读之竟如武侠小说一般，让人常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究其原因，多为文风之故：一、重视对经济学家时代背景和个人性格和经历的描述（对后两者着墨之多、注重之深令人惊讶，以至于偏驳之境[2]）；二、重视对不同时期思想之间过渡和互动的描写，常令人有“原来某某思想是这样才发展起来的”之感；三、重视同时期内思想的对比，不囿于主流和非主流之见，其对地下派经济学的描写令人印象尤为深刻；四、关注经济学家整体性的思想倾向，没有纠结于细致琐碎的经济理论差异；五、行文中洋溢着作者“沉浸于”思想史之中丰富的情感表现，远非百科全书式的呆板讲述，使人感到愉悦可亲，览卷忘疲；六、丰富的人文关怀，一扫“学院派”的冷漠。

综合书中观点，以经济学家身份为划分标准，可以得到三个阶段：前经济学家的时代；大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家）时代；专家化的经济学家时代。书中提到，在依靠“传统”或“命令”[3]来进行资源分配的社会中是不会诞生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的产生是有时代条件的——“以个人利益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制度的适当性”（即市场制度）得到认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出现，具体来说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与传统制度的解绑。书中提到，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其面临的矛盾日益复杂化，当其无法仅仅依靠市场规律的力量得以解决时，经济学同社会的关系就会随之改变，经济学家的身份也随之发生转变。传统的、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宏伟预测的大经济学家——如斯密、马克思、穆勒甚至凯恩斯，逐渐让位于对经济发展的宏观模型不怎么感兴趣的、作为“技术性的、特殊的职业”的经济学家——当前大多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都属此类。

陀螺的比喻很好地概括了斯密在两个层面上的观点：社会何以可能？（陀螺承受离心力而何以不散？）社会向何处去？（陀螺会在桌面上移动吗？如果会，向哪个方向？）

对于第一个问题，斯密认为，社会中的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忙碌，但社会却并没有因为这一离心力而分崩离析，这得益于利己之心在相互竞争中[4]被驯化为使大家“交受其利”的力量，斯密称之为市场规律。

对于第二个问题，斯密认为，在两个规律[5]——“绝大多数蒸蒸日上的资本家，其自始至终的唯一目标是进行积累”、“控制人的生产的，就像任何商品一样，必然是对人的需求”——的作用下，积累-扩大生产-雇佣工人-工资上升-人口增多-工资下降-积累的循环上升过程会持续进行，社会将“盘旋上升”。循环的终点是自然资源的枯竭，但是其间的时间是足够长的，“社会有无穷无尽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视野的拓展打翻了原本的结论。当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斯密的生产力“盘旋上升”的公式中考虑“吃什么”（农业/土地/地主）的问题时，社会的前景陡然一暗。马尔萨斯的理论尤为直白：人口会超过一切可能提供的生活资料[6]（包括且尤其是粮食）。社会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就会被以更快速度上涨的人口洪水淹没。李嘉图的理论则更为精细[7]：积累-扩大生产-劳动力需求增加-工资增加-人口增加-耕作土地增加（劣地被开发）-谷物成本增加-谷物售价提高（地主阶级获利）-工资提高-利润减少-积累（规模变小）。从这一循环中可以看到：所有人一齐登上社会“进步的多级扶梯”的景象不会出现，与此相反，地主会扶摇而上，工人和资本家则会留在底层，更糟的是，使扶梯移动的资本家并没有随之上升，而一无所为的地主实为坐享其成。

空想社会主义似乎在思想史上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它的前后都屹立着高峰，而它们自身又是那样的虚无缥缈。对致力于讲授或了解经济思想史的教师或学生而言，漏掉这一部分似乎无伤大雅。欧文、圣西门和傅里叶对当今我们的价值，与其说是知识上的增加（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上的），毋宁说是对人格上的启迪。他们的行为在时人看来可谓乖僻，他们的观念也不为时人所理解，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未由于不规范[8]的观点而受到惩罚，并且他们为信念践诸一生。对不规范的宽容和对勇气的认可，应当是社会化的内容而非对手。正如书中提到的，“不管对什么异端邪说的思想，是不能漠然置之不理的，尤其是对那些观点比较保守的人来说，更是这样”[9]。

第一条线索姑且称之为“经济学的妥协”。从斯密提出市场规律到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人们如此认可市场作为“无形之手”对于经济体制秩序的调控，以至于潜意识中认为对经济体制秩序的调控只能单一地由市场规律来完成。当人们沉浸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观图景中难以自拔时，穆勒——颇有亚历山大砍断“戈耳狄俄斯之结”[10]的意味——指出[11]，“经济规律的真正活动范围时生产，而不是分配”、“尽我之力，一旦生产了财富之后，我们对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社会不喜欢其作用的‘自然’结果，只要把它们更换一下就行了”。穆勒这一再简单不过的方案估计会令悲观信徒们豁然开朗，事后思之尚余羞赧。尽管穆勒的观点是有缺陷的，生产和分配很难划分得一清二楚，但是，重要的是，在穆勒这里，已经出现了对市场作为调控经济秩序的唯一手段的去迷信化萌芽，这一萌芽最终在凯恩斯时代成长为参天巨木。分配问题被抛给政治、法律和社会，其实也反应出市场规律已经缺乏能力独立调控蓬勃成长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第一条线索称为“经济学的妥协”。

第二条线索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梳理。穆勒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部分设计表示了一定的嘉许态度，但仍然认为这些“并非真正的选择”，因为“对私有财产还没有一个公正的审判”，也即资本主义制度尚有改良的空间。穆勒修改了斯密和李嘉图的模型，认为工人阶级能够接受教育，自觉地控制人口增长，由于儿童食物的减少，利润所受到的挤压将会减少。最后，社会仍然会进入到一个资本积累停滞的稳定状态，但这不是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而将成为良性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穆勒梳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将其嫁接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演变上，如果考虑到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我们或许便不能将其与空想社会主义一般对待。

在论及边际学派时，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作者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好的经济学应当是斯密式的、穆勒式的、马克思式的，应当是一种政治的经济学[12]——涉及人的属性的、具备对社会现实的价值判断的、具有历史感的（最好有经济社会宏观发展模型）。

这种价值判断可以从其春秋笔法[13]——仅以5页篇幅简要提及弗朗西斯·埃奇沃斯、冯·杜能、利昂·瓦尔拉、斯坦利·杰文斯，而以同样篇幅详尽介绍弗雷德里克·巴师夏的生平、性格、主张和贡献（后者在经济学上的知识性遗产恐怕远不及前五人之和）——看到，也可以从其对埃奇沃斯等人的评述[14]中看到：他们“较少地注意到关于航程的性质那类徒乱人意的问题”，而是“极其详细地检查制度的活动方式”，在他们的经济世界中“不存在什么‘狼’”，“不需要说明什么掠夺性活动”，“世上布满的都是和善之辈”。

书中认为，经济学确实需要“遵守统计规律和概率法”，将“均衡”置于视野之中也确实能阐明社会的一些趋势，但是问题在于：对效用概念的数理化表达将导致对人的属性的消解；对价值判断的忽视将使得数学心理学成为对保守主义原则的辩护；享乐主义氛围下对具体的、琐碎的问题的关注将使经济学丧失揭示社会发展动力和烛照社会前景等根本性问题的能力。

在我看来，在新的知识体系或范式初创时代，知识的分界并不明显，学者往往是在解释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为诸多领域开辟规则。斯密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上都有贡献，穆勒和马克思在哲学、政治学上的光辉完全不亚于其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但是，必须承认，知识的丰富和深化会导致体系化、学科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学的数理化、祛价值化和具体问题化一定程度上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仍然具有选择经济学或者政治的经济学的自由。